极少数资产阶级，错误地估计了形势，把开展整风以及邀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，广泛地揭露各方面的矛盾，党和工作中的错误缺点，看成是天下即将大乱。他们说什么：“现在学生上街，市民跟上去”，“形势非常严重”，已经“进退失措”，局势已是“一触即发”，“毛他们混不下去了，该下台了”；公然提出要退出机关、学校，公方代表退出合营企业，要求“轮流坐庄”；“根本的办法是改变”，“请下台”。等等。这些人的言行表明，他们的意图就是不要的领导，不要。在他们的、下，一些人看不清方向，一些地方发生了少数工人、学生和，而且有蔓延之势。这些情况不能不引起的和重视。 1957年5月15日，写出《事情正在起变化》一文，发给高级干部阅读。文章说：“最近这个时期，在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，表现得最最。”“我们还要让他们一个时期，让他们走到顶点。”根据的，中央于次日向发出，提出应当注意最近一些天，社会上有少数带有情绪的人跃跃欲试，发表一些带有性的言论。对于这些错误言论，放手让他们发表，原样在道，暂时不加，以便揭露其面目。6月8日，中央发出《组织力量反击的进攻》的。这标志着中央指导思想上从全党整风转向反击，由以正确处理转向解决敌我矛盾的变化。接着，中央又发出一系列的，进行了部署和号召，一场波及全国的急风暴雨式的反斗争迅速地开展起来了。青岛会议后，又进一步把反斗争推向自然科学界和中小学教职员，推向全国各个领域。这样，使本已呈现反斗争扩大化的弊端推至更为严重的地步。 10月15日，中央发出《关于划分的标准的通知》。《通知》的原意是要控制划分的范围，防止放宽标准，划得过多。但是，因为许多地方已经划完，此《通知》并没有普遍传达。后来，在1958年党外人士整风交心中，一些地方和单位把党外人士检查中交出的黑心，作为判定的依据，又错划了一批。到整个运动结束时，全国被划为的有55万多人。 由于断定资产阶级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，从而又导致了对他们的处罚过于严厉。凡是员的全部出党，半数以上的人失去了，相当多的人被撤职、降职、降薪，或被，或被监督劳动。少数在原单位留用的人也都学非所用，用非所长。不少人甚至。使一大批的人们和他们的家属遭受长期的委屈和打击，失去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挥应有的作用的可能。这不仅对他们是极大的不幸，也是国家和民族的一场灾难，造成了极为严重的社会伤痕。反斗争扩大化的严重后果是： “八大”《关于报告决议》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和提出的党和全国人民当前主要任务，从根本上来说是正确的，住了历史的检验。而反斗争严重扩大化，却以至否定了这个科学的论断，成为后来中国在问题上一次又一次犯“左”的错误、发动“”的理论根源。正如同志后来回顾的历史时多次讲的：“新中国成立后，从1957年到1978年，我们吃亏都是在‘左’”。 整风初期，中央本来想通过邀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，充分调动知识的积极性，增强同党派的团结合作。反斗争扩大化的错误，使这个目标不仅没有实现，反而造成了同知识、党派之间的关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紧张，统一战线遭受了严重的损失。对于知识，本来在党的“八大”前后已经宣布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，现在又被重新戴上“资产阶级知识”的帽子。党派又被说成“过去和现在都是资产阶级政党”，民盟和农工党更被在整风过程中的表现“是主义的”。 由于这些严重的错误，使知识和党派对的团结合作和信任，遭到相当严重的削弱；使贯彻“双百”方针以后形成的国家生活中的生动活泼的气氛顿受压抑。从此，许多人不敢讲真话，不敢向和领导干部提意见、作，出现了万马齐喑的不正常状况。 反斗争扩大化的主要教训是：作为执政党，对于在某一时期出现的重大思想动向和社会，要持特别谨慎的态度。一定要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，冷静地、细微地、客观地加以分析，作出符合实际的判断。问题发生在什么范围、什么领域，就应当在这个范围、领域内解决，决不要任意扩大，更不能搞“一刀切”，轻率地发动带全局性的。一定要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，如果对矛盾的性质一时难以判定，要先作处理。对人的处理尤其要慎重，决不可就一时一事看人，而要历史地、全面地看，对持有不同观点或有错误的人，不能当作敌人来对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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