贫穷不是。贫穷的癌症患者由于得不到最－好的医疗照顾，往往格外悲惨。但医生的是救死扶伤，医生的服务应该没有之分。我们面对贫穷的患者，由于他们付不起医药费，常常勉为其难，但我们总要尽可能地为他们做得最－好。至少，让他们心里得到慰藉。 贫穷不是。贫穷的癌症患者由于得不到最-好的医疗照顾，往往格外悲惨。但医生的是救死扶伤，医生的服务应该没有之分。我们面对贫穷的患者，由于他们付不起医药费，常常勉为其难，但我们总要尽可能地为他们做得最-好。至少，让他们心里得到慰藉。 这是我们复大医院成立前的事了。１９９８年７月２１日，中国医结合消化病学会主任委员危北海教授组织专家，前往广东廉江市人民医院义诊。上午，患者挤满了门诊大厅。一个瘦瘦的中年人挤到诊台前面，递给我一扎ＣＴ片。我打开一看：肝内两块占位性病变！他淡淡地冲着我说：“肝癌晚期，已做四次介入治疗，复发了，我在等死。你有什么好方法？”态度显得无奈和不信任。我想了想，说：“可以采用射频将肿瘤烧掉。”他问：要钱吗？我点了一下头。他拿起ＣＴ片，一声不吭地走了。 整个上午，我脑中始终晃动着这个患者的身影。午餐时，我问当地的医生：谁认识这位患者？医院驾驶员说：这是附近农垦农场的一位中学教师，姓莫，生病半年，老师和学生都捐了款，借了钱。现在他负债累累，人人怕见到他，因为怕他再借钱。这一席话，说得大家一下子沉默了，我心中感到苦辣辣的。我想帮助他，答应减免费用。驾驶员一听，顾不上吃饭，马上去通知这位莫老师。下午过去了，莫老师没来。 晚上，我的心一直悬在莫老师身上。我要驾驶员再去找，驾驶员不像中午那么积极了，说：“你只同意减免，可是即使减免他也付不起呀？”我明白了，决定全部资助他治疗。我请《廉江报》记者小房帮助，小房找到市委宣传部部长，部长找到教育局局长，局长找到农场，命令教育科长，第二天上午，科长带来莫老师。廉江市人民医院免费为他做了ＣＴ和Ｂ超检查，危北海教授组织大家为他会诊。莫老师开始相信了我们的真诚。 一周后，他来到我在深圳服务的医院住院。我和肝病专家袁爱力教授一起，为他做了经皮穿刺射频治疗。２００２年，莫老师的肝内又长了三块肿瘤，我让他来到广州，为他做了经皮注射治疗和氩氦刀冷冻治疗。２００１年９月１３日教师节刚过，《南方日报》报道了莫田汉重又执上教鞭的消息，翡翠专题播放了“乡村教师重获生命”的故事。 莫老师成了我的好朋友。我的“退役”下来的衣服，他无所地拿去穿了，他的儿子大学毕业，他要我帮忙找工作。２００３年春节前，他来复查，带来了他在学校讲课、骑自行车的照片。多么令人欣慰呀！如果从１９９８年给他治疗算起，他快５年了，如从他患病之日算起，快７年了。十几年前，人称肝癌为“癌王”。看到身患晚期肝癌的莫老师重返教坛，那年的春节我过得特有成就感。 ２００２年上半年，深圳女主人义救保姆的事迹几乎轰动全国，包括、在内的数十家争相作了报道。这事就发生在我们医院。 ２００２年３月初，我的老患者、深圳一家公司的女老板曹女士找到我，说两年前雇了一名来自江苏南通的保姆翟姐，一年多前，翟姐因家中原因辞工回家。不幸的事发生了，她患了肺癌，去上海一家大医院做了肺切除术。出院回家后不久，癌肿复发，终日咳嗽不停，右胸疼痛难忍，彻夜难眠，当地医院检查发现右胸腔内大量积液。真是屋漏偏遇连夜雨，翟姐丈夫又了。病魔和穷魔压得翟姐情绪低落，悲观失望，只想一死了之。曹女士希望送她到我院治疗，并愿意承担医药费。 ２００２年３月７日，我们从广州白云机场将翟姐接进了我们医院。当时，她的呼吸每分钟４０余次，心率每分钟１３０次以上。Ｘ线片显示右胸腔有大量胸水，心脏被压得向左偏移至腋窝。胸腔穿刺抽出２０００多毫升血性液体。在抽尽胸水后，再作Ｘ线摄片，发现右肺部有鸡蛋大小肿块，胸膜上高低不平，如同院子里铺石，显示肺癌复发，伴胸膜转移。 ２００３年３月２１日，广州的天气反常的湿冷。我和我院超声科何卫兵医生乘上了西去的火车。经过一夜，天亮时到达广西贵港市，乘上“夏利”的士，直奔３０公里外的朱家镇。我们是去探望一位年轻的胃癌患者小王。 ２０００年初，年仅２５岁的小王自感胃部隐隐作痛，不想吃饭，体重一下子掉了１０多斤。去当地医院检查，吓了一跳：胃癌，已有肝转移。医生说即使治疗也仅能活半年时间。小王的姐姐，当地一名中学教师，是唯-一能全家大梁的人，不忍心看着这么年轻的弟弟这么快离开。２００２年２月，《羊城晚报》上的一则新闻引起了她的注意：“广州一家医院应用氩氦刀冻死癌细胞，治疗了２８例肝癌……”她马上带着弟弟赶到我院。 小王家是一两居室的砖瓦房，屋内家具简陋，有一台黑白电视机，房后有一养鸡场，养了几十只鸡。小王姐姐住在附近，知道我们来了，马上赶来。我们得知，小王每天早晨跑步２公里，然后再打理鸡场，下午有时到朋友家打打牌。我给小王做了体格检查，发现没有肿瘤复发的迹象。像他这样的胃癌患者能下来，是很不容易的事了。我们嘱咐他注意定期复查，给他留下５００元，让他补充营养。小王的爸爸一定要杀鸡招待我们，我们谢绝了他们的好意。小王送我们到贵港市，一上与我们谈家常。看到他情绪很好，我们好高兴，庆幸这趟广西之行没有白来。 我曾到境外某贵族医院为一富豪会诊。患者８０多岁，患某种癌骨转移。一进病房，大吃一惊，想不到他的气管已被切开，气管插管，上了呼吸机，出血，血小板只有２万。患者意识模糊，与我讲了半句话就昏过去了。我以为他有肺转移，但看了ＣＴ片，肺无转移，只有一些炎症；再看骨转移，有几处骨，但均不足以引起目前的肺衰竭。我问用了什么治疗？发现他接受了当今世界上最-新当然也是最昂贵的药。我马上明白了，患者目前的状态不是源于癌症本身，而是由于那几种新药引起的非感染性肺炎，这是一种严重的副作用，很难恢复。当晚，会诊结束后，我回到酒店，思绪万千，不能入睡，起床写了一篇短文：《可怜的有钱人》，有钱，真的不一定买到命！ ２０１０年３月３１日，我到病房，看到一个患者正在与医生兴奋地交谈，仔细一看，原来是阿里！啊，阿里，还活着？！阿里看到我，马上迎上来，身子挺直，做个鬼脸，他的太太说：“他的身体愈来愈好了。”第二天晚上，我请正在我院采访的印尼记者吃饭，同时请来阿里夫妇，看到他吃得很香，吃得比我多得多，我油然而生一种成就感。 阿里是印尼华人，原是雅加达一家国际保险公司的部门经理。２００５年，突然鼻子出血，头痛，到雅加达最-大的中央医院检查，发现是鼻咽癌，范围很大，到颅骨，医生说无疗，寿命可能只有几个月了。说来也巧，几乎同时，他的一个朋友也患了癌症，不是鼻咽癌，而是在鼻旁的上颌窦癌，医生也讲办法不多。两人商量到国外去看病。他的朋友是老板，到新加坡，而他到中国，其原因可能是因为他是打工仔，经济不宽裕。这年５月，阿里在他太太陪同下来到我院。他们第-一次来中国，又不会讲中文，很不习惯，我们反复动员他，让他接受了几种治疗。两个月后出院时，鼻咽部病变基本消失。 ２００６年我去雅加达，他到机场接我，我问他他的那位朋友怎样了？他说已经去世了。阿里说时表情很悲伤，他告诉我，他的朋友去新加坡接受了一个大手术，把左眼、左面部骨头包括牙齿全部切除了，又接受了化疗和放疗……我在雅加达待了一周，阿里天天陪我，为我做翻译。我来到阿里家，那是一套面积不大的平房，客厅里陈列了许多玩具娃娃，那是阿里的嗜好，是他出差到世界各地时买来的。他们有一男一女两个孩子，均在上大学。阿里的太太告诉我，他的儿子本来可以上印尼最-好的大学，但小孩很懂事，为了节省钱给爸爸治病，主动要求报考学费较便宜的大学。 ２００７年底，阿里的太太来电话，说阿里的病复发了，出现脑转移。我让他们来我院，给他做了全脑放疗。２００８年春，阿里再来我院检查，发现脑转移消失，但颈部出现淋巴结多发转移，我给他做了复合免疫治疗。当时，我预计阿里时日不多了。阿里的太太告诉我，他们已很了，一个孩子已开始工作，另一孩子大学也快毕业了。出院时，她拥抱了我，说：“这可能是我们最后一次来医院了。”说着眼泪簌簌地流下来。我对她说：“医院是你们的家。如果阿里走了，你就到我院来工作吧。” 我无论如何想不到，阿里竟然活过五年了。他前几年已提前退休，仅拿很少的救济金，阿里的太太早在阿里生病后就辞去工作专职照顾阿里。我们在为阿里治疗时，都考虑他的经济负担。所幸的是，便宜的治疗产生了难以想象的效果。那天晚上，我请他们吃饭时，在饭桌上，阿里的太太突然眼睛红了，说：“徐院长，我永远记得你两年前对我讲的那句话：‘到我院来工作吧’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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